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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老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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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何东_非常道。何东新书:《胳膊拧得过大腿》。购买请联系:中国工人出版社(010-62033018) 联系人: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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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意的吝啬——写在安东尼奥尼逝世三周年之际  

2010-07-30 08:5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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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意的吝啬——写在安东尼奥尼逝世三周年之际 - 老何东 - 何东老邪

    眼前是7月30号。身边的一切都在继续照旧着。只是天气已进入每年最热的大暑之季。

三年前的今日,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罗马静静地与世长辞。我当然猜不出,那一天的罗马城还有安东尼奥尼的家乡费拉拉,是否那也正值盛夏?我作为一个观众远在中国,竟然知道意大利还有一个费拉拉,完全是因为安东尼奥尼。假如我一直不希望了解安东尼奥尼,根本就不会知道费拉拉那典型的文艺复兴的城市。

当我真用心去观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时,我开始从心里崇拜并喜欢这位导演。甚至从某种电影意义而言,他就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伟大导演。

有国外评论曾经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形容为“内心的新现实主义”。而在我的私人感觉中,他更可以算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哲学家、思想家。因为如果纯粹只用文字去表达哲学去表达思想,对那些有史历来可以被称为是“家”的人,或许更单纯也容易些——比如象黑格尔、尼采他们就一直都是这样去表达和完成自己的哲学和思想的。人们也都是经由文字阅读而去接受了他们的。

但安东尼奥尼就太不一样了。他是一位能把人们平常根本观察不到,而只藏在他自己心里的那些深刻哲学与思想,再用最鲜明的幻想色彩、寓意深远的故事,而完整体现在银幕上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

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过自己作为一位电影思想家、哲学家的基本难度所在:“最难的就是要从周围环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一团混乱的感觉、思考、观察、冲动中间,分辨出某个想法。一千种可能的想法中,我们为什么只拣出其中的一个,偏偏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一千种答案,但没有一个是能使人满意的。我只能这样说,当我选定了一个主题之后,我总要共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让它成熟。我认为不去促使它立即成熟是有好处的,绝不要去赶一部影片,而它自然而然地逐渐成熟起来。这往往是在夜里。我总也睡不够觉。因此我深信,对电影的好想法与现实中的想法是不同的。”

或许,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导演,能真象安东尼奥尼那样,让自己的整个生命与灵魂,都彻底电影化了。因此对身边的诸多现象,他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我得把自己放到影片中去才能理解。”

我原来并不算一个很疯狂的电影迷。顶多就是我还很喜欢观看各种电影而已。

但我在发现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之前,从来都象平时读书那样,看什么电影也就是一览而过,很有些一目十行的泛读之意。我并且发现,无论是看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电影,这样的一览而过,并不会造成什么观看的严重损失——这是因为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普遍内在浅薄和越发走向千篇一律化。

然而当我认真观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红色沙漠》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对他的所有电影作品,你休想一目十行或是一览而过。也就是说:因为安东尼奥尼对自己作品独特而深遂的灵魂建立,他的有些电影居然可以让人琢磨一辈子。

看《放大》时,我居然是手握遥控器,看一段再倒回去重看,然后再慢进、再倒回去重看。就即使如此,我仍然陷入了如同影片中那位商业摄影师同样的巨大现实迷惑:他所无意间拍摄到的杀人案与尸体,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象呢?

而就这一部《放大》,据说还算是安东尼奥尼生前所有电影当中,最容易进入的一部呢。可它到底还是把我这个观众给彻底难住了。

于是再看、再想,心里仍然还是无法对这部电影所提供的哲学谜局达到彻底的揭示。最后,还是在我的再三逼问之下,由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在不断深谈的被逼无奈之下,才不自觉地喊出了《放大》的真正主题所在:“被放大的,就是看不见的真实!”而如今在我们身边,又有多少深藏在生活、生命背后的真实,由于物欲、由于匆忙的不断“放大”,早都已被人们视而不见了呢?——这也许才是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66年的电影《放大》,对于我们今天的真正跨时代立意所在吧?

观看《红色沙漠》,更堪称是内心相当历险的过程。这部影片中所呈现的外部环境污染,竟然被安东尼奥尼完全幻化成了精神主观中的不断变换着的情绪投射。所以作为观众,你甚至无法明确区分:到底是影片中的外部环境污染不断加重了女主人公的情绪恶劣?还是她的情绪恶劣主导了整部电影的色彩迷幻?

因此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之前诸多好莱坞电影那种很迷骗人眼的刻意彩色,不过就是片片相袭的十足精装修匠气而已。而直到《红色沙漠》,才算真正开启了有生命、有灵魂的现代电影色彩。

关于安东尼奥尼个人的作品,就先只泛说这两部吧。否则就不是一篇博客所能容纳,而即使是写一本厚书也未必真能完全探讨明白的了。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旷世的伟大导演,他的电影从1972年开始,又鬼使神差地跟我们中国开始结下了一份很宿命的缘份。

安东尼奥尼这样说:“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不用双手十指就可以数得过来的所有著名导演当中,唯独只有安东尼奥尼曾经以整个中国作为题材,完成过一部长纪录片的拍摄。而其他亦称“大师”那“大师”的国外导演,他们要么根本无意以中国作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题材,要么在上世纪70年代,根本就不会被中国允许来内地拍摄什么纪录片。

唯独只有安东尼奥尼,因为他内心对中国的多年真心向往,才会在1972年,冲破当时中国对内、对外的严密政治封锁与控制,经过意大利方面的反复协调,才最后获准来我们中国拍摄纪录片的难得机会。

安东那时带着这样的偏爱感叹道:“在一个超过五亿人的国度里,每天像发疯一样地拍着,全新的影像把我淹没了。”就是以这样的热情与疯狂,他带领他的剧组,居然只用短短的22天时间,就拍完了3万多米的胶片,最终完成了那一部后来引起全中国疯狂暴怒同时也惊动世界的长纪录片《中国》。

但作为闻名世界的电影哲学家、思想家的安东尼奥尼,当他以一派“先尊重”、“后热爱”的理想主义天真孩子气,再用他的摄影机面对中国时,他之后万没想到、千万也想不到,他会因为自己这一部《中国》,就彻底地激怒了当时的整个中国。

由于一部电影而激怒当年外强而中干且色厉内荏的高层政治这一点都不奇怪。连自己人在文革年代之前拍摄的所有电影,都要当破烂拿出来逐一批倒批臭,更何况这一次又是以外国导演的眼睛透视出来的《中国》呢?

但最为滑稽的却是,当年所有的中国人民群众,在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观看这一部长达3小时还多的纪录片,就在根本不了解《中国》到底是一部什么电影又究竟拍摄了些什么的情况之下,已经全体同仇敌忾地投入到了那一场对安东尼奥尼的空前持久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去了。因为那时所有被政治严密控制的广播和报纸,都已经预先给安东尼奥尼判决了绝对的“政治死刑”,那么这个外国导演,还有可能会是一个好人吗?想当年,活在那年月的国人对某一个个人、对某一件社会事务的起码判断,常常就是根本不知道事情原本到底是什么样或怎么回事的情况之下,却仅仅因为“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而彻底认定谁是坏人或什么事情是坏的——这即是上世纪70年代所有国人的基本政治权力。

当时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居然用了整整一年多时间,以最大的政治火力、以最猛烈的咒骂语言、以超过60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规模,拉开全部架势,对准孤单一人的安东尼奥尼导演和他的《中国》,开始要将他彻底“批倒批臭”了。而在那一年时间里,才只20岁的我,随时随地都能从广播电台的政治播报中,听到以“齐越”式那特有的政治化夸张嗓音,对安东尼奥尼发出最严厉的政治咒骂。在我少年与青年时代,“齐越”式的政治播音方式,一直都是代表着“祖国的声音”。但在我如今依稀还能回忆起的听广播印象里,却只有在突然宣布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或者是代表最高层政治宣布定性某一重要人物是“反革命”并从此就“永世不得翻身”时,这样的政治判刑嗓音才会被关键性隆重推出而且还要珍稀使用。我至少仍然无法接受凡类似接近一点这种政治判刑嗓音的播音腔,就是因为它当年会让人时时感觉:那样的所谓宏亮加严峻高压的发声,就已经代表着绝对正确,而听者则要小心在这样的政治高压播音中,随时反省自己是否已经犯下了政治什么错误?因此当年政治经常会教导每一位公民:要狠斗自己内心里的私字一闪念!

这场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力度空前的革命大批判,从1972年年底开始轰炸,一直持续到1974年1月30日由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好象才算对这位旷世伟大的国际导演,有了一个最后的彻底“定性”,于是由十亿人口组成的国家对另一单独个人的老外导演的大批判,这才意味着接近了尾声可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有太多的中国电影界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都积极参与进了这场对外国“电影异己分子”的文字讨伐当中,并且还要绞尽脑汗为安东尼奥尼增补各种匪夷所思的罪名。

其实还在拍摄《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就鲜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我不想拍一部政治影片。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导演。很简单,我只想展示中国。”

但当时所有从政治高层到社会电影、文化名人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对安东尼奥尼的文字或口头批判,无一不在深挖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阴险政治动机与“恶毒用心”还有“阶级立场”。而就在那样的年代里,只要任何一个人的“政治动机”、“阶级立场”被挖掘出来并被判定有弥天大罪之后,那么这个人在整个社会意识当中,就将意味着从此生不如死并将永遭万人唾弃!

从1972到2004,整整时隔了32年之后,有一对年轻中国夫妇刘海平、侯宇靖,当他们以完全私人名义的独立制片、导演身份,去采访当年跟随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为他妻子的恩丽卡时,她这才算得到了第一次勉强申辩自己的机会:“我们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评论;因为公众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恩丽卡说的太客气了,当年中国人民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规模,又岂止几万计?又岂止百万计?而是数以亿计呀!——还都是发声一致的全体愤怒咆哮!

公众中的某一个人不可以对公众中的另一个人为所欲为——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起码准则所在。但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公众中的另一个人随时告密暗算、指责批判、分析动机、定性立场、罗织罪名,恰恰正是当年文革的最大社会特点。

也就是被弥漫在这样一番铺天盖地的政治氛围之中,我从20岁起就开始从心里完全认定:安东尼奥尼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罪行滔天的大坏蛋。尽管我那时根本没有资格能看到《中国》和他所有的电影作品,但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人了。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当谎言重复一千遍它就是真理。”但这句名言真正得到最大面积的社会验证,却只出现在了当年全中国人民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洪流中,并且还被我彻底亲身经历过了。

但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心里也一直非常好奇:在纪录片《中国》里,安东尼奥尼到底都是怎么侮辱了我国政治与我国人民?才会惹出全中国的如此暴怒呢?

一直到距离1972年的三十年之后,我才算买到《中国》的影碟。但在公众可以自由进出的电影院里,《中国》如今仍然还是禁放影片。

在整整三个多小时的《中国》观看里,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对当年中国人生活的平视冷静客观纪录。甚至在影片开头伴随镜头的童声甜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里;我甚至还间接感到了安东尼奥尼对当年中国社会充满幻想的某种欣赏与表扬。

我于是只能再重新戴上当年的政治动机分析眼镜,使劲在鸡蛋里挑骨头,这才在《中国》的99%之外,注意到有如下镜头——

并不十分干净的猪圈;相当贫穷的乡村小村;相对落后的乡镇生活与集市;如此而已,再无其它……

作为安东尼奥尼头脑很单纯地“只想展示中国”,但他却根本无法真正弄懂,就在当年那表面纯朴的中国社会生活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准向人展示的东西。

所以当刘海平夫妇之后在他们的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里,对30年前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某官员进行采访时,还是这位官员最懂政治也说了实话:“……他拍一个小学,挺穷的;教室里破破烂烂,也没有阳光;他拍猪圈,也挺脏的;还有农贸市场;象这些镜头,我们自己的电影都是不拍的……”

我们今天的猪圈就一定那么十分干净了吗?——要真那么干净还会有2003年SARA流行吗?

我们今天的乡村小学就一定阳光灿烂了吗?——既如此又何来汶川大地震时的众多小学房倒屋塌?又何必号召全民捐助“希望小学”呢?

还有当年奉命接待安东尼奥尼的四位国内陪同,在三十多年过去之后,仍然不愿意接受任何与《中国》相关的采访。一是他们都因为此事件受到了很大政治牵连;二是他们不太喜欢安东尼奥尼,说他太难伺候。“约好的时间他不到,约好的采访对象他不拍,跑去拍一些他随即遇到的东西。”

由一前驻外官员无意中所说的“这些镜头,我们自己的电影都是不拍的”,恰恰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自己”拍摄社会纪录片的始终基本政治标准。

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观众,如果想从“我们自己”的纪录片中想回望伟大祖国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生活,就只能看到经过种种粉饰的太平假象。而只有在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里,我们才有可能依稀观望到当年那么一星半点中国的社会客观真实纪录。

据1972年跟随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有一次在河南林县,安东尼奥尼打算在去拍红旗渠的路上拍一个村子。请示之后,结果那个村子里的人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把所有的房屋全部粉刷了,新新的,安东尼奥尼一看,说就像进了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外景地,不能拍,就走了。

看来如今遍布祖国各地的所谓“形象工程”还有“豆腐渣工程”,也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突然兴起的,而是从文革期间就已经开始埋下根子苗了。

而当年由广播电台咆哮咒骂播出的《中国》的最大罪行,恰恰只是因为影片里有这样一个细节——

镜头里:猪圈里有几头猪睡醒了;慢慢抬起了自己的脑袋;当时影片的配音很凑巧是一段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的唱段:“抬起头,向前看……”

而这样的影片巧合再被《人民日报》社论一“深刻分析”,就成了:“尤其恶毒的是……在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中国》里,居然连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都没有,却竟然用猪圈的镜头侮辱我们的革命样板戏……”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因此只由于这样一个镜头加配音,一顶国际反革命导演、连同他的阴谋动机、仇恨中国人民的大帽子,就彻底被戴死在他的脑袋上了。

当年的中国,到底发表过了多少篇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至今已难以统计,而仅从1974年2月到3月之间发表的部分大批判文章就结集了成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辱-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的专门合集,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电影、文化名人、还有广大工农兵的种种批判(此文集至今网上书店仍然有售)。

如果今天再认真回想一下那书名中的“辱”字,也非常有点意思。在我们的文字表达当中,“奇耻大辱”是经常都能被看见或者被听到的一个成语。但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耻”、“辱”二字,尽管常常会习惯性搭在一起共用,可两字之间还是很有点细微差别的:所谓“耻”,有自觉内心羞愧之意;但所谓“辱”,却潜在着某种自觉被侮的含义。因此有时就可能是因因为“受辱”、“被辱”之感在先,才最容易觉得自己被人伤害、被人轻视。

当年不仅仅成年人是如此,还要再将这样的批判,再编排普及到由小学生天天上课之前要唱的儿歌当中——

“红小兵,志气高;

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

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挥跟党跑;

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今天听起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基本逻辑都相当混乱,可当年却要求孩子们天天上学唱在嘴边。

于今观看《中国》再回想当年对安的批判,让我始终都想不通的是:我们作为世界中央大国泱泱之民,在很多时候为什么对自己的可爱、善良、淳朴,永远都是那么缺乏自信、骄傲?可对自己的任何一星半点不可爱、自卑,却总是那么敏感和防卫过度呢?——所以动不动“中国人民不答应”,竟然几乎成了从外交发言到寻常百姓经常憋在心里并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的口头语。

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被全体中国人民“彻底批倒批臭”的伟大导演安东尼奥尼;之后的命运又怎样了呢?就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他的《中国》,再次受到中国的外交官、意大利外交部长、意大利驻北京的大使、意中友协的工作人员、意大利的中国迷们的群体围攻。为了保护他不受直接人身伤害,甚至连警察、消防队员都出动了。

中国骂他丑化了自己;有些意大利人却觉得他美化了中国。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位曾被欧洲人形容为“电影上帝”安东尼奥尼先生,真是初衷天真,最后却落得个几面得罪,还人人喊打!

如今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当年安东尼奥尼拍摄他从心里热爱的中国,能有多么艰难。最初来到北京,先在宾馆里被封闭四天,然后就是指定“这里可以拍”、“那里不可以拍”。另外还有我方各级人士天天的跟踪和盯着。然而即使就是在这样完全“规定动作”的严酷限制之下,不愧为世界伟大导演安东尼奥尼,还是完成了那一部至今仍可以称之为世界纪录片范本的《中国》。

更为一般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是:安东尼奥尼以他真心对中国的“先尊重、后热爱”完成了纪录片《中国》,之后又因此而被十亿中国人民骂了个狗血喷头没完没了。然而几十年之间,他对中国及全体中国人民,却依然尊重与热爱如初,且永不对中国在心里结仇。我身边有很多国人常常都会把“爱国”挂在嘴边,或是当致命武器去批判别人。但真正热爱中国的榜样,却竟然是安东尼奥尼这样一位旷世伟大的外国导演。

当年的中国红小兵天天诅咒性地唱着“气死安东尼奥尼”;可他却长寿到了90多岁。而即使到了自己的风烛残年,他已经无法再去导演自己电影,只能天天坐在轮椅上作画,那画意中居然还处处充满着中国山水意境。

今年春天,我从网络上发现了侯宇靖撰写的《触摸大师的手》;其中这样详细记述了他们在2004年8月与大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座椅摆好,脚架支上,我们正在准备设备时,我和海平一同发现安东尼奥尼就在身后。海平拎着机器就走向他。而我定在那儿,与他相互凝视,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来是想问候您!’我哭了。

他牵住我的手,使劲摇。想说,想说,有千言万语想说。我拿出了儿时的照片。他在32年后的今天又看到了他当年拍摄的中国山区和同一时代,当年2岁的娃娃现在34岁的我。他大哭起来。他搂着我,抚摸我的脸颊,并又一次将我环抱,亲吻着我。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在这一刻都很失控。”

这样的真实记述让我当时泪流满面。

已经中风偏瘫年过90岁的安东尼奥尼情绪如此激动,其中并没有因为他当年拍摄《中国》而蒙受的跨国而且是波及数亿人的政治误会,而记住仇恨、结下仇恨。在他的不停流泪之中,可能仅仅只希望中国人能了解和理解他当年的一派真心与善良初衷。

此外,在1974年前后,有那么多所谓知识阶层的这名人那名人,都站出来痛批安东尼奥尼,后来心里也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制造那一起“千古奇冤”大批判的其中一员,可时至今日,却并无一人站出来反省一下自己当年的“错判葫芦案”呢?而且就在这些所谓知识人中,当他们自己因为文革而蹲过几年牛棚,之后就叫苦鸣冤成一本又一本的厚厚的回忆录,怨国家政治、怨整个社会、怨革命群众。这些都没有问题,自己受冤,其怨可怜也可谅。但你们当年曾经冤枉过一位旷世伟大导演,怎么就不知道事后也反思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呢?所以,这也可以算是我们许多知识阶层人士的一大社会特点:该站着的时候,他们却有可能长跪不起;到该跪下对别人忏悔时,却绷着胸脯都直得结实着呢。

据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90年代,也曾有某个政治高层某位主管文艺的领导,托当时主管电影的领导陈荒煤去意大利参观时让捎话给安东尼奥尼说:“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什么叫“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怎么就算“过去了?”

谁跟谁过去了?

到底是安东尼奥尼错了,现在可以不再追究“政治刑事责任”了?还是我们当初全体中国人都错怪了伟大的安东尼奥尼先生了呢?对一位伟大的电影思想家、哲学家,几十年之间蒙受无辜之冤,黑也不提白也不说,仅仅一句莫明其妙的“就算过去了”,又掩盖了多少政治的无是非与残忍无理?

钱钟书先生曾在《干校六记》的前言中这样写过:“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

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我以为这番相当尖刻之言,恰恰如实地写照出了所谓中国知识阶层甚至是整个国民性中最深层隐晦着的那么一番“歉意的吝啬”。或者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最缺的就是一种对他人甚至是对世界的真诚歉意。

比如说个人对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错事,照样可以继续绷着脸“将错就错”;组织上如果对个人有所冤枉或者做了错事,然后更不会明着道歉,顶多就是开会领导咳嗽一声,再不情愿地说句:“你的问题一风吹了!可以恢复职务待遇之类……”

在今年的加拿大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其中一个节目让我心中非常感慨。因为它的名字居然是:《我们最爱说的话就是“对不起”》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和行为准则中,又是多么吝啬于“对不起”这三个字呢?

曾经有人这样问我:“对不起”这三个字真有那么重要吗?我个人觉得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事情做错了、或是真的冤枉了别人,可能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也确实再说什么话都已难挽回事实本身了。

但心里的歉意该不该有呢?

如果谁都真能在心里对他人、对所有事情、对全世界心怀一丝歉意,我们身边的事情,会不会就从此少一分火药味道?而多一分宽容的绿萌呢?

南非著名黑人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和解之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们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随时都可以对自己的种种历史行为表示宽容或是宽恕。但宽恕自己的最大前提,就是首先要对自己做错的历史完成清算。没有宽恕确实就没有未来。但如果没有对自我的清算,那么所谓的宽恕仍然还是遮遮盖盖的口是心非。

因此,当我得知刘海平夫妇,以独立制片人的个人名言,完成了《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这部纪录片之后,我固执地坚持要在我主持的《凤凰网·非常道》里采访他们。

我在采访当中,念着稿子对刘海平这样说:“尽管之前我已经读到了相应的文字,但在《中国已远》中当我看到你们夫妇与安东真实相见的那一幕,我还是忍不住流泪,而且每次看都会哭。

我之前见过这样一则响亮的评论标题:《安东尼奥尼到底影响了多少中国导演?》;是的,也许有不止一位中国导演,都看过安东尼奥尼的作品,或者明里暗里,都在形式上抄袭过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拍摄。而且据我知道,也不止有一位、两位中国导演或是电影人士,都曾经在安东尼奥尼生前见过他。

但从1974年直到2004年整整30时间里,为什么就没有一位中国电影人,会想起来,要为当初我们全民以莫须有的罪名声讨安东尼奥尼,而向他表示一分歉意?或者说,由中国电影界的名义,为这位伟大的世界电影思想家、哲学家,而且也为他对中国留下的那一部珍贵纪录片,拍摄哪怕是一个镜头呢?

但你们夫妻,却居然以个人的名义去做成了这件事情——它让我明白了,有些天大的歉意也是需要及时抢救的——如果你们再晚去几年,错过了2004;那么安东尼奥尼这位真正的电影大师,就很有可能会带着埋在他心里的终生遗憾离开这个世界了——而且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对他的天大误解。

仅仅就凭你们夫妻在安东尼奥尼生前,触摸到了他的双手,向他表达了中国人的一份问侯还有对他的崇敬——仅此一点,你们这部纪录片的历史价值就已经是无比珍贵了。”

我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这样说:“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婊子的脸;谁愿意往上画什么就画什么。”

应当庆幸的是,只因为刘海平夫妇自费赶去意大利,在安东尼奥尼生前向他问候并且致意,总算还没有让大师的《中国》和之后全体国人对他的毫无歉意,真就彻底成了一段婊子的历史。

当我在《非常道》完成了对刘海平的采访之后,凤凰网的编辑,让我对这一次非要固执坚持的采访作几句解释。我于是这样回答说:首先是为了向安东尼奥尼表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一份歉意;因为全中国都欠他的。再有,我还要向刘海平夫妇表示我的一份敬意(姑且不论他们完成的纪录片:《中国已远》质量如何)——因为全中国早就应当去做事情,由他们夫妇完成了。

在《中国已远》的片尾,是这样一个镜头:刘海平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捧着从中国大地上挖的一抷土,然后装在一个透明的中国玻璃杯子里,小心而虔诚地亲手放在远在费拉拉的安东尼奥尼的墓前。

有一位朋友在观看这个镜头时说:我想,安东尼奥尼的在天之灵,肯定感觉到了这一切。

听到这话,我当时眼泪又忍不住要流下来。

来自中国的孩子、来自中国的一抷土——这意味着中国的将来,还有希望与全世界达成和解,而不是记住仇恨永远不会向别人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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