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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新读有感:《“滥竽充数”新解》  

2007-03-12 00:00: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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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新读有感:《“滥竽充数”新解》 - 老何东 - 何东老邪
[哥俩好呀!五魁首呀!]
旧报新读有感:《“滥竽充数”新解》 - 老何东 - 何东老邪
[身未动,心已远!]
 
 

   在1977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我读到这样一篇“思想评论”:《“滥竽”与“滥用”》。其文先是这样用典:“《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定要三百人合奏。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也请求为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个故事,后来概括成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大家提起南郭先生来,都嗤之以鼻。”

中国自古以来,象“滥竽充数”这样的典故有很多很多。比如还在很的小时候,父亲就让我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我读了几遍,觉得非常没意思。父亲一边告诉我,那诸葛亮如何是历史最聪明的人,之后,他又让我看《三国演义》,当时父亲大概是想通过诸葛亮这位历史人物,教我做人要懂得忠诚。可我不看《三国演义》还好,一看,却心里产生了更大的疑问:诸葛亮既然那么聪明,怎么会一直忠诚于一个傻瓜皇帝阿斗呢?这不太奇怪了吗?

除了诸葛亮之外,还有岳飞,正独自率大兵抗敌节节胜利,却被皇帝紧急招回朝廷去砍脑袋,一道金牌、两道金牌……最后直到十二道金牌,岳飞不但不造反,而且还屁颠屁颠地赶回去引颈受死,然后再留下一首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教育后人:甭管皇帝或者领导怎么糊涂王八蛋,作底下的臣子也一定要忠诚到底直至死亡。这些就是中国古代皇帝文化的根本:我作皇帝的作领导的可以糊涂王八蛋到底,但你们作臣子作草民的,就必须愚忠到傻瓜的程度,绝对不允许你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叫街上“交通管制”,你要敢不象黄花鱼那样给尚未被发现的陈良宇“公仆”溜边让路,我就拘留你甚至拿你治罪!

在这种腐烂文化的薰陶之下,国人的奴性已经是渗透到骨子里去、甚至已经影响到遗传基因里去了。背地里骂领导、骂老板都有杀了他们的心,可领导、老板只要一露面,马上点头哈腰一脸谄笑。平常骂当官的坑害鱼肉百姓,可只要采访的电视摄像机一对准自己,那好听话叶出来就跟自来水一样方便畅通。因此拍前边马屁和背后说坏话,一直都是国人的最强项。

在这种专制文化基础的千年压迫之下,我非常欣赏的古人有两个:三国时的魏延:随时都有抗上谋反之心;所以主流文化,一直丑化他脑袋后有反骨,可我写文章就认为他是脖子上长了骨殖增生,一疼起来,他就要动领导的坏脑筋然后随时捣蛋——所以他这个人很有点意思。

还有就是汉武帝时的李陵:他率兵与当时的匈奴(其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了)奋战,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却是有条件的投降:匈奴不得犯我汉朝边境也不得扰我边民;对方答应了,他才降的。可谁知,他这边还为大汉讨着好呢,汉武帝却已经急不可耐地将他全家斩了——还要株边九族一个后人不能留下!这就是中国历来皇帝的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之后那个傻苏武还一个劲地劝李陵再反了匈奴继续回去忠诚于杀他全家的汉武帝。可李陵才不那么傻呢!还回去干什么?再象岳飞那样?嘴里高唱《满江红》,然后脖子上干挨皇帝一刀或者是一片肉一片肉地凌迟受死,皇帝要是感觉杀得不痛快,可能还会命令刽子手割一片肉再抹一把盐!中国历来的皇帝杀人都是最残忍的。只可惜,在中国的古代当中,象魏延、李陵这样的人太少了,更多的还是揣着一肚子学问的奴才!

后来我长大了,再翻诸葛亮给《后出师表》,且看他对刘备那个大傻儿子刘禅的愚忠又是如何表达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大意就是:我去外边一心讨奸贼,您皇帝在家也要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远小人而近君子,要听取正确的意见。可诸葛亮这份愚忠,一点都不耽误刘阿斗继续任用小人,最后他投降了魏国,还留下一个“乐不思蜀”成语。最终白瞎了诸葛亮他自己的那条老命。被历代传诵的《出师表》,就又应了一个“对牛弹琴”的成语。

而我发现上面1977年那篇“思想评论”《“滥竽”与“滥用”》,仍然还是沿袭旧文化人老套思路,衷心希望个别领导干净:“不能象齐宣王那样滥用人。”而且还说“这应该成为做领导工作的一个起码常识。”可要是反问一句:如果个别基层领导,他们本人就是愚蠢的“刘阿斗”,这样的谆谆奉劝,岂不也象诸葛亮的《出师表》一样毫无意义吗?

比如根据我之前在几个单位的工作经验,所谓“滥竽”的基本群众倒还真没见过几个,而象刘阿斗那样的领导倒很有所见识,他们只喜欢任人为亲或是甘愿提拔表面听话的“南郭”。因此总是能把单位的人力资源搞到一塌糊涂,工作效率与效益更是一派低下。

再比如每年在北京举办的所谓人大会议,我们有谁真认识和真了解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所以我明着反抗是真不敢,但每年投票我都不去,只拜托我老妈代表我投一张弃权票!而国家发展到如今,还老假装对外作“大国崛起”状,但每年在北京开个“人民公仆”代表大会,都长时间扰民加妨碍正常交通。连这样一个引起很大公愤的眼前社会问题都解决不了,开那半个月的会又何用之有?还不赶紧照我们家老太太的办法——去挖一条“人民公仆”专门钻去开会的地道?!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挖地道不是很有经验吗?

《“滥竽”与“滥用”》评论还这样说:“首先应当谴责的还是齐宣王。他不懂得辨贤愚,明赏罚,滥用三百人吹竽,会吹不会吹一个样,因而给了南郭先生以可‘混’之机。”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根本就毫无道理可言:领导就必然天生明白?需要改变的仅仅只是“领导艺术”?

以今天的眼光再看身边的单位、企业、公司等等,如果整个机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由上而下直接任命和委派的如果到处皆是“齐宣王”或“刘阿斗”,再由他们管理单位,那么今天的“滥竽”南郭们,可就不仅仅只是“充数”瞎“混”,而是明目张胆地贪污与腐败了。

天天喊着叫要“增加反腐败的力度”——你增加多大的“力度”,人家腐败分子也在加大贪污腐败的力度!可老谱念叨半天,在结结巴巴的"力度"之外,就吭哧不出一个反腐败的制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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